汪力：中日学者眼中的“十四年抗战”

文 | 汪力

近来，教育部关于历史教育采用“十四年抗战”的发文，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在网上的议论中，人们大多将其看作强化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措施（无论是加以肯定或否定），或者从国共对立的视角，探讨“十四年抗战”对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的评价问题的影响，乃至其与现实的台海局势与国共关系的联系。当然，就对一项国家的教育政策的分析而言，这样的理解非常正当。不过，“十四年抗战”的历史认识本身，又显然并非一时政治政策的需要所产生。多名历史学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表示“十四年抗战”乃是“学术界的共识”，现在终于为历史教育所采用。不论“十四年抗战”说是否真的是历史学界的“共识”，无法否定这种提法背后有深刻的历史学的学术背景。

当然，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悖论在于，历史学可能是人文诸学科中最执着于“事实的客观性”、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的学科。通常而言，任何一个自认为历史学者的人都不会否认一个得到确切“第一手资料”证明的事实的存在，否则可能会被历史学话语共同体“开除史籍”。然而，即便在与意识形态难脱干系的各种人文学科之中，历史学也是最深刻地受到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的。由于20世纪是政治意识形态发挥巨大能量的时代，在现代史的研究中，研究者意识形态的对立极大地影响着对历史的理解与评价。这是我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首先无法避免的宿命的前提。

▲ “九·一八”事变纪念碑

▍“十五年战争”

我们在谈“十四年抗战”这一话题时，常常会意识到日本历史学界有个对应的提法，即“十五年战争”。尽管在年数计算上有微小的区别，在问题角度上相当不同，两个类似的提法无疑表达了对那一历史时期的某些相似的理解。因此在中国学者的有关讨论中也常常被援引。当然，“十五年战争”论完全发生于日本的历史语境中，因此要理解这一观念，就有必要讨论其学术与历史的背景。

“十五年战争”论的意涵当然很多，其中常被讨论的两点，一是有关战争的称呼的问题，一是对于战争的延续性的理解的问题。

不论“十四年抗战”还是“八年抗战”，中国研究者对将战争称为“抗日战争”都无异议。然而，在日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的称呼，却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各种称呼伴随着各自的政治立场。政府乃至天皇在发言时常常使用“上次的大战”、甚至更加暧昧的“那个战争”（“あの戦争”）。这固然反映出日本政府对战争的一贯非反省的态度，但是也与日本社会有关历史认识的“内部的冷战”的状况有关。在需要保持所谓“政治中立”的天皇的场合，尤其是如此。

战时日本政府一直避免将侵华战争称为战争，而是冠以“满洲事变”“支那事变”之类的名号。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政府虽然将“支那事变”也纳入所谓“大东亚战争”的范围，却也始终未向中国政府宣战。把数十万日本兵战死的激烈战争描述为“事变”，固然有回避物资禁运的策略上的原因，但也反映出日本对其侵略战争进行正当化所使用的逻辑，即日本并不是与中国进行正式的战争，而是为保护在华日本人的“安全”、维护条约所规定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的一种类似扫除土匪的“治安维持”活动。此外，也包含了日本政府和军部无意在中国遵守战争国际法、放任掠夺和战争暴行的意图。其意识形态的前提，是不把中国看作合格的国民国家，而是视作一种野蛮的混沌，不把中国的民族主义看作追求自主独立的近代国家的努力，而看作外国“策动”乃至“共产主义阴谋”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固然在动员民众的战争狂热上起到了一定效果，但也显然过于远离战争的实际。南京沦陷后，日本政府甚至否认了国民政府的合法政府地位，从而取消了宣战媾和的前提，在日后遇到需要“收拾事变”、进行诱降活动时，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将“支那事变”拉入“大东亚战争”范畴，并不是承认侵华战争作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的性质，而是由于日本侵略战争的进展，已经着手彻底颠覆华盛顿体系下的东亚秩序，因此，基于“条约权益”和“文明秩序”的意识形态逻辑变得不那么重要，所谓追求“东亚连带”的亚细亚主义被推到前台。这时侵华战争就又成了打倒“英美傀儡”国民政府，将中国从半殖民地状况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的野心是始终一贯的，然而，随着侵略的紧张和内外形势的变化，其自我正当化的逻辑也发生了变化，并反映在日本政府对战争的称呼中。

“大东亚战争”不仅表示战争的范围，也主张日本的战争乃是从西方侵略下“解放”东亚的战争。因此在战后，这一用词一度遭到GHQ的禁止。当然这一用词的消退，并非如右翼所主张的那样单纯出于GHQ的政策，也无疑和当时普遍出现的对战争的反省意识有关。GHQ所采用的“太平洋战争”一词，也由此被广泛接受。

战后，出于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对“狱中十八年”的日本共产党的崇敬，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明治维新等领域内已经取得的杰出业绩，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举在日本历史学界取得支配地位。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反省与批判，当然不能使用“大东亚战争”这个称呼，于是战后历史学的许多著作，都采用了“太平洋战争”这个称呼。然而，对左派历史学而言，“太平洋战争”这一称呼并不令人满意。一是因为这一称呼的流行和占领下GHQ的政策有关，这从批判日美安保体制的左派立场来说，是有必要加以克服的。不过更重要的是，“太平洋战争”大多专指1941年爆发的日美战争，这种观点之下，在此之前的侵华战争往往不被看作正式的战争，而是“通往太平洋战争之路”，这从左派的立场来说当然必须批判。

▲ “九·一八”事变

同时一个对左派史学来说非常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学者文人对“大东亚战争”经久不衰的热爱。不仅右翼文人战后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一称呼，所谓“进步”的人士中也产生了对这一概念的热情。他们批判“太平洋战争”一词的外来属性和表示战争范围的不足，表面上强调在战争范围上涵盖中国的必要性，主张所谓“大东亚战争”的“两面性”（即侵略性和所谓帝国主义间战争乃至“解放”性）。

其典型如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文学研究者竹内好，他的诸如“侵略也是一种连带”之类的奇特论述，开辟了在“进步”话语中恢复“大东亚战争”用语的思路，造成“进步”学者们的困惑。与之呼应，从战争时期鼓吹战争意义的“京都学派”哲学家的学生们中，出现了上山春平这样主张“大东亚战争”的论客。而就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也出现了像信夫清三郎这样的学者，起初主要是从战争范围强调“大东亚战争”，而最终果然主张起对东南亚殖民地解放的“客观意义”来。这样，伴随着“亚细亚主义”的“复权”，各种各样的“大东亚战争”论越来越多。

所以，基于对战争的批判与反省，主体地形成自己的用语，对于左派历史学来说就显得非常必要。“十五年战争”这一用语，据说最初是由哲学家鹤见俊辅在1956年使用的。此后经常在左派的历史著作中出现，逐渐广为人知。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六七十年代“十五年战争”虽已经很常见，却也没有成为左派指称昭和期战争的主要用语。如家永三郎在名著《太平洋战争》中虽然对“十五年战争”一词表示肯定，但是也出于“约定俗成”使用了“太平洋战争”一词。然而，到八九十年代，“十五年战争”成为很多左派历史学者著作标题中的用语，在江口圭一等著名学者那里得以理论化，江口的名著《十五年战争小史》一再再版，在社会上也得到了一定的普及。这种状况首先当然反映了左派历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和研究的深化，不过，在笔者看来，或许与“十五年战争”论的思想意涵、即战争的连续性的问题有关。

战后历史学非常强调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连续性与计划性。本来，如果从中国人民的视角出发，日本侵华过程的连续性几乎是个自明的问题。然而，到了80年代，日本左派历史学遭遇到了严重的危机。这种状况从外部来说，固然是因为日本高度成长之后“革命”话语的消逝，以及越南战争以后，左派史学一贯支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殖民地解放运动出现了明显的挫折，其“进步”价值备受质疑。然而与此同时，历史学界，特别是现代史研究中学术的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本来对于战后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热潮，在“实证”的历史学和学风保守的外交史研究中，就存在不少抵抗。而到了70年代，以东京大学的研究者伊藤隆为代表，在坚实的史料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在昭和史研究中掀起了一场学术（反）革命。

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整体把握不同，伊藤隆特别重视分析昭和期政治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分歧与对抗。他认为，昭和期日本的统治集团并不是一个走向法西斯体制和侵略战争的整体，而是可以划分为“现状维持”派和“革新派”，前者注重与欧美等国协调，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后者则主张打破华盛顿体系，采用“全体主义”变革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日本的战时体制（伊藤反对将其称为“法西斯体制”）主要是后者主导下推进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结果。由于“革新派”中不乏原共产主义运动“转向”（背叛革命）来的人，这种论述隐含着把侵略战争的责任推给社会主义、为昭和天皇在内的宫中以及部分政党等“现状维持势力”推卸战争责任的意图。从而起到攻击社会主义运动、为战后政治体制辩护的功能，受到保守舆论的欢迎也不足为奇了。

这种思路体现在侵华战争史的研究中，就是把侵华战争的过程看作一个追求协调外交、维持和平的势力逐渐不敌“革新”军部，由于日本内部的不统一导致无法控制局面，因此不得已而陷入了战争的过程。因此塘沽停战协定以后中日之间所谓的“相对的安定期”受到重视。如井上寿一等研究者强调这一时期广田外交致力于国际协调、重新建立安定的东亚秩序，但是无法控制局面，由于“偶然”的卢沟桥事变走向了战争。最终这类研究使昭和期的战争成为各自断裂的，并且无可奈何的事件。这固然与右翼的“大东亚战争”论不同，但其对战争责任问题的意义，却也是十分明白的。

伊藤的研究潮流受到了很多年轻世代的，对“陈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满的研究者们的热情欢迎，新颖的研究层出不穷，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的对应却比较无力，往往止于政治性的批判。当然，左派史学，特别是较年轻世代的学者们并不会坐以待毙，在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日益衰落的背景下，他们坚持战争责任意识和对日本社会的批判意识，推进研究的深化和左派历史认识的更生。我国学者熟悉的，最著名的“十五年战争”论者江口圭一，可谓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尽管江口自嘲自己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通论性文章都是应邀为各种“讲座”而写，但是阅读他的这些论文（大多收入《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不难看到他的研究体现了一种对于左派史学的危机意识。他毫无留恋地批判，那种争论战前日本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战略问题的旧式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毫无意义，并且指出那些研究所设想的“革命”的民众并不存在，实际民众反而对侵略战争十分狂热。他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战略中“协调外交”和“亚洲门罗主义”的两面性，又指出它们在维护扩大帝国主义利益方面的一致性。这改变了将统治集团视为一体的平板思维。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江口强调以“十五年战争”概念为核心的战争理解，其意义就在于，对此时的左派史学而言，昭和期战争的连续性已经不是自明的问题。江口通过分析军部的战争构想、战争时期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认识，动态地把握日本侵华战争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又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连续性、东北抗日战争的意义等方面，具体地说明了战争的连续性问题，从而开拓了“十五年战争”论的新局面。同时，江口也提倡日本战争犯罪的研究，他自己研究了日军的鸦片贸易问题。此后战争犯罪研究发展为左派史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八九十年代，“十五年战争”论在昭和史研究的深化、抵抗保守史学的流行带来的研究视点的单一化和战争责任意识的淡化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保守统治层内部出现了新的大国化构想，试图与中国、朝鲜半岛达成历史的和解，摆脱过于依赖美日同盟的状态，从而成为“正常国家”，这得到了一定的社会支持。这也构成“十五年战争”论和对日本侵略战争反省的左派史学保持一定的影响力的背景。

不过，此后的左派史学，刚刚从前门拒绝了“革新派”史观，却又从后门把它放了进来。以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山之内靖等人为代表，一部分左派学者提倡“总体战体制”论，认为战时日本在动员社会参加战争的过程中，促进了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消除了阶级对立，加强了国家对民众的控制，建立了现代的福利制度。这一理论虽然在问题意识和理论构成上与“革新派”史观相当不同，但却有着非常近似的内涵。而因为其作为“后现代”的左派言说的合法性，很快受到部分左派历史学者的欢迎。同时，关于日本战争犯罪的研究不断深化，取得了许多非常坚实的成绩，足以击破右翼的种种神话。然而这却无法打破否定日本战争责任的言论日益主流化的局面。这其中除了政治的原因，不能不说左派历史学在实证的战争责任研究的深化的同时，在昭和史如何认识的问题上缺乏有力的整体性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安倍政权下日本社会的全面右倾化，以及年轻世代的研究者战争责任意识的淡薄，学界的进一步保守化是可以预见的。“十五年战争”这一概念今后的命运，也难以预料。

▍“十四年抗战”

虽然“十四年抗战”在含义上与“十五年战争”多有相通之处，中日两国的学术界就此问题多有相互的影响，但是“十四年抗战”论本身，是在与“十五年战争”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发生的。

在“十七年史学”时期（1949—1966），近代史研究多以晚清为重点，对现代史关注不足。这固然由于现代史过于晚近，许多人仍是亲历者，也因为这时现代史多归入“中共党史”范畴。在当时，“八年抗战”几乎是自明的。而到文革结束以后，各个人文学术领域里研究和争论十分活跃，现代史研究也得到开展。一方面，“革命史观”仍然是各种议论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大为增强，人们以自己对“革命史观”的理解乃至修正展开自己的论述。在抗日战争研究中，对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正面战场的重新评价、日本的侵华战略、日军战争犯罪等问题的研究也全面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80年代后半起有了关于抗战开始时间的讨论。

如果检索当时有关问题的研究综述，就会发现当初并非只有“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两种主张。以西安事变、“一二·九”运动、“八·一三”抗战甚至41年对日宣战为开始的意见都存在。但很快议论就收敛到“九·一八”与“七·七”，这自然体现了这两个时间点的特殊的重要性，也由此分化为所谓“十四年抗战”论和“八年抗战”论。

据当时的研究者的分析，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两个问题，一个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一个是“九·一八”事变后“七·七”事变之前局部抗战的地位问题。（广德明《抗日战争起点研究述评》，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5期）

▲ 活动在吉林省敦化县牛心顶子一带的抗联第二路军一部

1931—1937年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可以说是典型的在“革命史观”历史认识框架下的讨论，其历史理解的基础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当然，因为《矛盾论》本身可以说是在中国革命中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对抗的状况下所形成的思想结晶，所以在分析现代史的问题上，有着强韧的生命力。

“八年抗战”论者大多坚持中共党史中的传统分析，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民族矛盾的地位不断上升，但阶级矛盾仍然是主要的矛盾，革命斗争仍然以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为中心。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断上升，才逐渐变化为为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随着全面抗战爆发，民族矛盾完全成为主要矛盾。然而“十四年抗战”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后，客观上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国民政府因为其反动的政治立场，中共因为这一时期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左”倾错误，都不能正确认识到这一变化，而各自致力于国内的阶级斗争。但是这一民族矛盾作为客观的主要矛盾，制约着其他矛盾，使得国共两党逐渐转变政策，走向抗战。

本来《矛盾论》的分析框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情势分析方式的发展。同时，不同政治集团间激烈的对抗与分合，也是动荡时期的时代特征。因此，不难从当时各政治集团的认识与行动中，抽出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来说明这一时期的状况。但同时，如果不以当时人们的认识为重心，将矛盾分析视作客观的“科学方法”，当然当时的行动者可能作出了错误的分析，而不能认识到真正的主要矛盾，从而不能作出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行动。这样双方虽然都在“革命史观”的框架下展开论述，其实未必共享理论的前提。

而“九·一八”与“七·七”间抗日斗争的地位问题，最初是所谓“局部抗战”与“全面抗战”的区别的问题。然而，在90年代乃至00年代反复出现的有关争论中，这个问题发展成一个远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何谓战争的问题。在“八年抗战”论看来，战争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行为。“九·一八”以后中国民众自发的各种武装抵抗，并不是一种国家行为，因此不能视为“抗日战争”。而在“十四年抗战”论者看来，游击战争当然应该看作是战争，而且是中国革命中常见的人民战争。

▲ “七·七”事变

众所周知，8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所谓“近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的对立的问题。在近代化史观的视点下，近代性的民族国家的建设成为至上的课题，而传统意义上的“反帝斗争”，如果与这一主题不相协调，则其评价必然严重下降。义和团运动在近代化史观中的较低评价、乃至最终成为“反人类罪行”，可谓一个典型例证。尽管毫无疑问，在抗战史的研究中，中国研究者都绝无贬低自发抗日武装斗争的意图。但在一种近代国家的视点下，这些武装斗争并不是一种国家行为，当然不能算是“战争”。

而反之，持“十四年抗战”论者必然要继承“革命史观”的视点，将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主体。如一位代表的“十四年抗战”论者就明确的主张：“当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中国东北，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却为了自身利益实行不抵抗政策，这时，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作为抗日战争的主体就突出地显现出来。在强烈的爱国精神支配下，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程舒伟：《关于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几点认识》，《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4期）

更长远的来看，在“古典”的近代欧洲国家间战争中，各国间仅仅是正式的军队间进行暴力的抗争。民众的民族主义扮演一种后方的角色。而一方进入占领区时，负有保护敌国平民的义务。反之，当欧洲国家对非西方国家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时，就可以在发挥压倒性暴力的同时，运用“近代”的逻辑，批判非西方国家的“非正式”武装抵抗不符合国际法，从而赢得武力和思想的双重胜利。然而，非西方世界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主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冲击，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登上历史舞台，从而使得旧的侵略战争的逻辑，不再通用。日本的甲午、日俄两场战争，以及所谓“协调外交”，也是走所谓“脱亚”道路，学习西方的“国际法”思想，来侵略中国。而如前所述，这种逻辑在1930年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面前陷于破产，日本从而转向所谓“回归亚洲”、“超克近代”来继续侵略。其实，不待引用卡尔·施米特的游击队战争论，东北抗日战争显然是典型的二十世纪的战争。

也有论者注意到，东北地区的研究者大多主张“十四年抗战”论。这肯定与东北地区曾经经历十四年严酷的殖民统治有关，也表明了东北的历史学者们的历史意识。也就是说45年以后东北人民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对东北抗联等东北抗日战争的继承，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发展的过程的一部分。这体现了对伪满洲国历史的否定与清算的历史意识。在今天的日本学界，连昔日的“进步学者”也谈论起满铁调查部的“功绩”，研究伪满工业化与新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所谓“连续性”问题。东北地区学者的这种问题意识和研究的努力，无疑对此构成了深刻的批判。很长一个时期里，由于党史上的一些原因，东北抗联的功绩没有得到充分的历史评价，因此“十四年抗战”论的正统化，将会成为进一步彰显东北抗联的历史意义的契机。

最后，对于采用“十四年抗战”论的一种批评，指出这是一种强化民族主义的举措，不利于培养普遍性的世界意识。这种批评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或许不无道理。不过，从“十四年抗战”论本身来看，却不必以其民族主义的内涵自限。我们都知道，许多朝鲜独立运动的活动家都参加了东北抗联的斗争，这也是现代朝鲜的起源之一。其具体的历史评价姑且不论，其中体现的抗日斗争中的跨国团结，今日也不必否定。就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统治下的普通民众而言，在殖民统治下回归日常生活，成为沉默着的“顺民”，往往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本身也不必过度苛责。然而，毕竟曾有许多“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超出人类极限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着抵抗斗争，这体现了对帝国主义暴力支配的最彻底的拒绝，也体现了人类的尊严。“卑怯的叛徒啊，滚就滚你的吧，我们永远保卫红旗。”在帝国主义的言说经过种种精巧的学术包装日益“复权”的今日，侵略者成为“文明”与“秩序”的捍卫者，抵抗者化为“恐怖分子”和“赤匪”。日本政府的“安重根是恐怖分子”的“暴走发言”，决不是“失言”那样简单。对此，我们负有恢复抵抗者的尊严的义务。这或许是“十四年抗战”论中所蕴涵的普遍意义的可能性。

【注】本文原标题为《“十四年抗战”的意义，看看中日学者是怎么说的》、题图为抗联第一路军警卫战士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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